陈振龙：引种红薯厥功至伟

从汉至清，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七次人口大增长。清道光年间，中国人口第七次大增长，从清初的约7000万人猛增至4亿多人，为幅度最大的一次。

不少学者认为，这与明代传入中国的红薯有着直接关系——红薯在全国的推广种植，有力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，从而引起人口增长。

陈振龙故居

学界关于中国引进红薯的3种主要说法中，福建长乐人陈振龙、广东虎门人陈益和广东吴川人林怀兰共享“中国引种红薯第一人”的美誉。他们各自引种，互不关联，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陈振龙铜像

冒险从吕宋带回薯藤

红薯原产中美洲，系管状花目旋花科一生年草本植物，别名甚多，至少有40种，常见的有红薯、山芋、地瓜、红苕、白薯等。

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箭曾撰文指出，推测甘薯大致经海陆两路，大约在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中国。

关于陈振龙引进红薯的过程，《闽书》卷一五○《南产志·红薯》记载：“万历中，闽人又得之外国……盖渡闽海而南，有吕宋国……以通商故，闽人多贾吕宋焉。其国有红薯，被野连山而是……然恡而不与中国人。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，挟小盖中以来，于是入闽十余年矣。”

史料记载，陈振龙（1543—1619）是长乐县青桥村人（今长乐鹤上镇青桥村），年未二十中秀才，后乡试不第，遂弃儒从商，到吕宋岛（今菲律宾）经商。

童年时，他曾目睹家乡十年九旱，田园绝收，民不聊生，“闽都隘山阨海，土瘠民贫，赐雨少愆，饥馑存至，偶遭歉岁，待食嗷嗷”。因此，他在吕宋岛发现“朱薯被野，生熟可食”后，想到若把红薯引种乡土，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。

当时，吕宋岛正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，红薯也是由西班牙人带到当地种植的，不仅管控十分严格，还有海关层层盘查。为此，陈振龙只得先潜心学习种植之法，默默等待引种回乡的时机。

第一次，陈振龙从当地人手中购得薯块装在箱篓之中，被海关搜出没收。不甘心的他又暗地购买薯藤，编入一只藤篮，再次失败被罚款，还险获牢狱之灾。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春，50岁的陈振龙又购买了八尺薯藤，秘密装于竹筒之中，用绳子系于船舷浮在海水上。西班牙人在例行检查后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遂放行。经七昼夜航行，陈振龙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，到长乐老家试种后大获成功，红薯在当地长势很好，收成高。

长乐番薯国家地理保护标志

七代推广红薯种植

随后福建再次大旱，田园绝收，民不聊生，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。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金学曾呈报《献薯藤种法禀帖》，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，并说明吕宋种植红薯之利，建议试种红薯以解粮荒。

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，命其再次觅地试种，又大获成功，金学曾试吃后赞叹味道鲜美。陈经纶再呈上《献红薯禀帖》，称红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，恳切请求金学曾“乞广生民计，通饬各属效文栽种，以裕民食”。金学曾采纳建议，通令各地如法栽种，大获丰收，闽中饥荒得以缓解。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，将红薯改名金薯，又因来自“番国”，俗称番薯。

陈振龙的后代子孙“克承世业”，一直致力于将红薯引种、推广到全国各地，功绩卓著。陈振龙及后世七代都大力在全国推广红薯种植，把红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、山东、河北、北京、四川等地，陈振龙家族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。

从万历年间红薯传入我国，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红薯，在这近两百年间，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，粮食供给压力增大，自然灾害频仍，百姓常受饥荒之苦。红薯有效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。红薯的种植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，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。

清代中期，百姓在福州、福清等地建报功祠，主祀金学曾，配享陈振龙、陈经纶、陈世元。清道光年间，福州人何则贤又在乌石山清冷台建“先薯亭”，纪念陈振龙把红薯传入中国的大爱行为。

1963年，郭沫若到福州考察，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——《金薯传习录》，并写下了《满江红——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》：挟入藤篮试秘航，归来闽海勤耕织。此功勋当得比神农，人谁识？

2016年，农业部批准对“长乐番薯”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。

长乐番薯

□文化时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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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乐太平桥

□长乐至宝

太平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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